员工在取得北京户口后辞职,双方争辩对簿公堂

员工在取得北京户口后辞职,双方争辩对簿公堂!“北京户口”对于一个在北京多年的“北漂”来说,不单单意味着自己在北京这个城市能够享受更多的福利,还意味着一份归属感。即便到了现在,依旧还有很大一部分人为了户口问题依旧挣扎在积分累计落户的前线。
 
因此一些有着北京市户口落户指标的在京企业,就会利用自己的指标优势,以解决员工的户口问题为条件招揽优秀人才。因为随着政策的收紧,近年来指标发出的也就越来越少,从而导致其越发的稀缺。
 
而在2018年,北京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利用自己的户口落户指标好不容易引进一位优秀人才,结果这位员工在取得北京户口之后,因为工作上的一些矛盾,没过多久就选择辞职。
 
公司这下子肯定不干了,公司消耗稀缺的落户指标招聘人才,本就是为了给公司贡献更高的价值。结果什么价值都还没有创造,引进的人才就离职了,公司当然不会这么容易放手,在其提出离职之后,沟通无果的公司选择将员工告上了法庭。
 
事件起因
 
在2018年7月,公司通过招聘将郭某聘为公司的研发工程师,在招聘环节为了能够留住郭某,公司特意动用了本就不多的户口落户指标,这才将郭某敲定。
 
郭某也因此和公司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公司给郭某开的薪水将近3万元。对于郭某来说,吸引他的不是工资而是公司所说的户口指标和升职空间。郭某在看见公司的诚意之后,确实是升起了一股子拼劲,因此他十分爽快地同意了公司提出的用“自愿不间断工作五年”来换取北京户口指标的条件。
 
郭某的户口落地手续耗时将近半年终于在2019年的12月完成,郭某也正式拥有了北京的户口,而此时早就因为公司升迁制度觉得不满的郭某,心中早就有了离职的打算,在户口下来之后,他的想法也就越发强烈。恰逢最近公司第三次晋升的结果马上就要公布,于是他暗暗下定决心,如果依旧没有自己的名字,他就离职。
 
而这次的升迁就像其预料的一样,自己依旧像前面两次一样,没能有任何的晋升。坐不住的郭某,在结果出来的第二天就直接申请离职。
 
双方争辩
 
针对郭某提出离职的行为,公司将之前签订的合同摆出,按照合同的内容来看,郭某的行为是明显的违规操作,根据合同规定,如果乙方也就是郭某,在自愿服务的五年期限内提出离职或者拒绝继续工作,应当以50000每年为标准,向甲方支付补偿金。
 
郭某从2018年7月入职到2020年3月离职,只工作了一年多将近两年,也就是说依照合同来看,郭某应当还要赔偿将近三年零四个月的补偿金,共计应有16.6万元。
 
因此公司要求郭某缴付违约金,而郭某却认为自己虽然确实违背了合同内容,但是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在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但是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也就是说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公司要求郭某支付的违约金明显超过了这个限度,因此郭某认为这16.6万元并不符合规定,郭某拒绝缴纳,因此公司直接将郭某告上了法庭。
 
在公司方看来,自己和郭某之间明显处于自愿交易,公司用稀缺的北京户口落地指标来换取其为公司服务五年,之间公平且自愿,并无非法行为,而郭某在得到公司给予的优待之后,立刻过河拆桥,已经是严重违反合同的内容,自己索取违约金的行为并无不妥。
 
至于郭某所说的不公平晋升状况,公司也给予了一定的证明,认为自己的晋升流程一向是按照公司体制实行,郭某没有晋升上去单纯应当是其个人能力问题,与公司无关,且其在户口落实后不久就直接离职,公司有理由怀疑其有刻意骗取户口的行为。
 
在法庭之上,法官就郭某和该网络公司之间的纠纷进行审理,其实早在2009年北京发布的《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中就有对此类案件相关事宜有了明确规定:“如果单位为其劳动者办理了本市户口,双方据此约定了服务期和违约金,单位以双方约定为依据要求劳动者支付违约金的,不应予以支持。”
 
因此法官对于该网络公司提出的违约金赔偿不予支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郭某并不需要承担任何损失,他已经违背了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司和郭某之间的劳动合同是合法且生效的,郭某违背劳动合同的行为已经给公司带来了一定的损失,这部分损失是郭某应当承担,也不能推卸的。
 
因此最终法院根据该互联网公司在郭某离职之后造成的具体损失进行估算,最终判决彭某向其公司赔偿损失金额,共计十万元。
 
在结果出来之后,郭某和公司双方均表示不服,公司认为应当按照合同要求来,应当赔偿16.6万,而郭某则是认为自己的离职给公司并未造成如此大的损失,双方双双上诉,请求重判。
 
而在二审过后,依旧维持原判,双方只能认了此结果。郭某虽然心底不服,但是在这个什么都讲诚信和规则的社会,他这种行为是明显违背社会诚信机制的,在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什么结果的情况之下依旧要如此去做,就应当承担最后的结果,不能怨天尤人。